午饭时去食堂，人已经满了。灯不亮，空气里混着汗味和饭菜的热气，潮乎乎的。
厂里多是年轻人，瞧着他们木木的脸，没什么表情，忽然就愣了神 —— 这里会不会遇到我小时候的同学？
每年开学那会儿，要是少了几个同学没来报名，问起，多半是往南方打工去了。
我总羡慕，他们年纪轻轻就敢闯大城市，在亮晃晃的城里做喜欢的事，日子定是活色生香的。可现在细想，小小年纪，文化不高，到了外面能做什么呢？眼前这些脸，怎么也和记忆里他们那股鲜活劲儿对不上，怕是见了也不一定认得出来了。
老话说 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书读得不好，好像就落了下乘。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倘若没有应付考试的天分，升学之路就会被考卷上的红叉封将死，那些没被墨水浸透的手，终究要去握住冰冷的扳手，往后余生多半也只能在反复的重复中咀嚼着人生的酸涩。
以前读黄灯老师的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说全国三千多所高校，除了百十来所 985、211，剩下的大多是二本往下。这些人啊，在人堆里就像没印清楚的字，模糊得很。在我看来，能上二本已经不算差了。再往下呢？专科的孩子又有多少？十几年的求学生涯，总不时有人被层层筛选下来，他们最终都去了哪儿呢？
大抵是散落进了这些厂房里吧。有的在流水线上给零件贴标签，有的在仓库里搬箱子，有的守着机床日复一日地打磨 —— 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，穿着统一的工装，在机器声里消磨着日子，名字慢慢被工号代替，连笑起来的样子都带着几分相似的疲惫。
有时候，这样一天天上班下班，会觉得生活从来就该是这样。但回头想想，工业化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光景。以前的人，更多同大自然打交道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那时候的社会，就算有封建地主那样的剥削，劳动里总还留着点自主性，带着点人情味儿。到了资本主义工厂，马克思说的 “异化” 就来了 —— 人反倒被资本和机器支使着，劳动不再是舒心的事，倒成了压在身上的分量。日子里的一厘一毫，都被裹进了资本增殖的圈圈里。
《资本论》里说，工业催着社会往前跑，却也把人磨得变了样。有时会瞎想，要是没有这些机器轰鸣，这些年轻人会过什么样的日子？
或许自小在乡间的私塾里学个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放学的路上在田埂间追蝴蝶、捉蜻蜓，蹲在水渠边看蝌蚪；稍年长些，背着粗布行囊去镇上，学个木匠、铁匠的手艺，做得好，十里八乡都能叫出名字；待到二十来岁，家里托媒人说门亲，一家人和和睦睦过日子，也有温度。无论怎样，有人守着祖传手艺走街串巷，有人在自家小院侍弄菜园，脸上总该有几分活人气。
可现在，社会看着是进步了，生活条件也好了，可一家人却都七零八落的散落各处，有些人父母在乡里，有些人老婆孩子在老家，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面。日常生活被车间墙上的时钟秒针切得碎碎的，每天都像机器上的螺丝钉，拧在这儿，拧在那儿。以前的调皮劲儿、藏在眼睛里的光，慢慢都磨没了。人成了流水线上的零件，谁也说不清你是谁。没人问你晚上睡得香不香，没人管你心里装着什么念想，吃着最廉价的饭菜，挤着集体宿舍，日子就这么对付着过。
说到底，是 “人” 站的位置不一样了。从前是人拿着主意管劳动、过日子，现在倒像是劳动攥着人走。这变化说不上好与坏，只是看着这些年轻人，心里头有些空落落的。
食堂角落里，一个小伙子扒拉着饭，眼神直勾勾盯着手机，嘴里慢慢嚼着，像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。窗外的太阳正毒，照在树顶上亮得晃眼，可照不进这些年轻人眼里的暗影。